数字驱动力及其指标的“四度要素”

◎李利君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在技术层面，数字经济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影响力。2023年我国规模达到53.9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2.8%。

客观地说，在异常活跃的数字经济时代，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数字驱动力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识之士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说法研究，描述这种隐身在数字经济中的“驱动力”。这些说法包括：数字化驱动力和数字化驱动、数据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核心驱动力、根本驱动力、数字驱动力等。

尽管这些提法和概念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述和阐释，但我们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数字经济时代背后的科技驱动力量，已经被各行各业敏感的人们关注到了。制造业、银行业、消费领域……他们确信：这种力量具有强大的后发能力，甚至是影响和改变未来的“超”能力。

这种力量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数字化驱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选择，是激活和扩大内需、促进产业提质升级、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二是数字经济时代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由数据驱动，而这些数据又驱动新的经济活动；三是数字化从本质上改变实体经济的构成，“通过将更多的实体资产转变为可被积累和应用的数据资产，借助数据要素的特征禀赋，在数字经济的助推下，实体经济规模将再次实现倍速的增长”；四是数字经济“将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重路径，引领技术创新的产业变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当然，由于这些概念切入角度、功能定位方面存在的差异，特别是对数字、数据等并没有系统梳理，对概念也没有进行严格定义，所以早期的关注者们只概括出了数字经济时代由数字技术推动而产生的社会进步力量的部分面貌。因此，给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数字驱动力打开了一个窗口。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数字驱动力。

数字驱动力是独属于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产业变革、社会进步、复合性的新型科技力量。它基于二进制技术，经过早期的信息化以及后续的智能化历程，通过不断迭代的科技创新形成的各种产品的广泛应用，全面渗透进现代生活，改变了传统的价值创造空间和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推动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革，促使人类历史上一脉传承下来的农业社会结构、工业社会结构、商业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已由初级产品、简单工业品生产、交换、消费，转向以服务为主、信息引领、智能主导发展”的阶段，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速度。最重要的是，这种力量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在未来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前进方向。“数字驱动力”的强弱度，恰是衡量国家、地区、城市等经济体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由于它生发且植根于数字经济，也因此成为新质生产力成熟度的直观具体体现。

数字驱动力是有强弱度的衡量指标的。这些指标可以拆解成为一个又一个可以量化的要素。这像很多排行榜做的那样。虽然把自己的量化指标视为“核心机密”，秘不示人，但所有人都知道其有一套“核心价值评估体系”做支撑。我们认为，这样一套价值评估体系，是人类的财富。因为它的贡献绝不仅仅止于排出世界上的首富、五百强，而在于这套价值评估体系对于人类进步、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导向作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3）》的指标体系基于发展基础、发展要素、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发展应用五大核心维度，涵盖13项二级指标和40余项三级指标。而赛迪顾问公司日前发布的“2024数字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共包括信息基础、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及服务、数字创新、数字低碳、数字文化6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城市竞争力”的组成部件。换句话说，如果发展和城市竞争力是一部机器，那么这些“指标”就是组成这部机器的零部件。

数字驱动力指标也是一种具备可拆解、可量化、有导引属性的价值评估体系。笔者初步确定数字驱动力的指标应由“四度要素”组成。

一、数字产业投入强度

投入强度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投入规模及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数字驱动力第一要素的投入强度，主要包括在数字经济行为中与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资源分布等方面的资金、政策和组织保障等内容。

首先是资金投入。资金投入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字产业建设投入，一类是数字产业研发投入。这里重点说数字产业研发投入。2024年9月23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同时公布了年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两个500强榜单。在研发投入榜单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为: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比亚迪、吉利控股、百度、美团、蚂蚁科技、山东魏桥和小米。其中利用数字技术、生产数字产品的数字原生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研发投入排名靠前的企业，也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头部企业”，显示出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与竞争实力呈正比的态势。过去十年，华为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了1.11万亿元。这相当于2023年北京、深圳两城的财政收入总和，相当于5个世界500强企业的营收总和。2023年华为研发投入为1647亿元，是销售收入的23.4%。

其次，政策因素也是产业投入强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北京市海淀区出台政策，针对大模型所需底层技术、算力、数据、场景等关键要素给予精准引导和资金支持。比如，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补贴专项，对技术创新性强、应用生态丰富的大模型给予相关创新主体最高1000万元资金补贴。令人欣喜的是，2023年1至11月，海淀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约2.4万亿元，海淀区人工智能产业获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优秀等级，50家企业入选“2023年北京数字经济百强”榜单。

作为产业投入强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组织保障，则是引导发展方向、培育产业和提振信心的一个重要指标。例如，广州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除了商业传统、区位优势等原因外，其为保障研发强度不减的配套组织保障措施，也是其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排头兵地位的重要原因。截至2020年12月，广州共吸引世界500强企业256家。2023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3%。

之所以看投入强度。因为只有强度不断增加，相应地区、城市、企业才能始终拥有保持站稳竞争前列的资本。数字产业投入强度，是数字驱动力的基础性保证。

二、数字产业应用广度

这个要素包括数字研发成果及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的内容。数字研发成果由研发直接体现出来的专利、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内容组成。数字技术应用则是数字成果转化、数字技术承接或利用。

据相关资料显示，被称为“以研发为核心基础的企业，在各方面也有着大量的技术成果”的腾讯公司，2023年研发投入达到640.78亿元,有效国内发明专利数量为2.7万件。截至当年12月,腾讯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总数超过7.5万件,授权专利数量超过3.7万件。这个数量在一众闪亮的互联网企业里也是相当出众的。腾讯的专利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云技术、大出行、即时通信等前沿领域。在这些创新技术积累下,腾讯自研的混元大模型等AI技术持续升级。其提供的通信和社交服务连接全球逾10亿人。微信小程序平台更是推动了移动应用的创新。腾讯以及华为等一大批优秀企业的强劲发展势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其科研转化和应用能力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因此，“发展应用”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3）》评价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性与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相关性的五大维度之一。

当然，这种“应用”，既包括自我研发专利成果转化，也包括通过引进、移植等方法手段而实现的数字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实践证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的快速转型升级，是一个城市、企业、地区实力的标志。比如，经济发展排在中国前列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同时也均是数字经济发展第一梯队的重要组成成员。这些地区数字应用程度高且与经济发展态势总体同频共振。

总之，数字产业应用的广度构成了数字经济的生态系统，扮演着数字驱动力发力支点的角色，是数字驱动力影响力的直观体现。

三、数字产业结构密度

数字产业结构的链条状排列是有一定梯度的，从宇宙延伸到微观生命科学，涵盖生产、生活、生命等。而数字产业结构密度主要体现为数字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重的增加以及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激增。

以重庆为例。2024年上半年，重庆GDP为15138.24亿元，同比增长6.1%。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其中，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关系。近年来，重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断壮大，数字产业结构密度大大增强。202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2240.6亿元，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3%提升至2022年的7.7%。2022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累计达到3.5万余家，软件业务收入达2705亿元，同比增长10.5%，规模位列全国第9位。据重庆市税务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4年1—8月，全市企业采购数控机床设备金额同比增长19.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2%；全市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互联网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5%、13%。可见，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就是产业结构在数字基础上向新向智的调整优化。

数字产业结构密度的增强，直接导致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激增。2022年下半年数字产业从业人员需求最大的前十大城市中，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和武汉、成都、西安，合计占全国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75%。一线城市聚集大量数字产业从业人员表明，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分布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高度一致的。

四、数字产业破局力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抓先机，就是先布局。而布局，又要先破局。从1998年张朝阳成立搜狐开启中国互联网元年后，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历经了“门户+内容”之争、“社区+内容”之争、“社交+游戏”之争、电子商务之争……这种在数字经济大潮中的自发或者自觉破局，使中国互联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画卷，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洪波涌动。

近年，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统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安全保障等体系建设，促进数字产业创新和协同发展。202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下发了《数字经济2024年工作要点》。该文件从9方面对数字经济重点工作做出部署，围绕基础制度、重大设施、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转型赋能、安全治理、国际合作等重点领域多向发力，强化政策合力，夯实基础支撑，加快改革破局，拓展新赛道，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对于各种类型的经济体来说，跟着国家破局的步伐一同布局，抢占数字经济高地，就是给数字驱动力赋能，为经济社会提供坚强的、可持续的发展动能。没有破局的力度，断不会奏出时代强音。

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就是提升数字驱动力的时代；提升数字驱动力，就是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切入点就是在数字驱动力“四度要素”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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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产权导刊》2024年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